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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巷总理眼中的城市和社区之变

未知 2019-12-27 09:55

农村治理方法日益现代化

我出生在农村,中专毕业跳出“农门”,农村户变成了非农户,家里还办酒庆祝。哪知道没过多少年,农村户口变得那么有含金量,好多人家小孩考上市区大学都不愿意迁户口。从这种转变很能看出农村地区和整个社会的发展。

我毕业后在外企工作了几年,2003年来到护塘村。我爸爸当过生产队长,我也想成为受人尊敬的村干部。我发现当时农村户口信息都登记在手写台账上,就做了个excel表格,把约3000名村民的户口信息录入电子文档。这么一来,我好像找到了做事的门路,后来又走遍村里角角落落,丈量土地和宅基,把这些数据电子化。16年过去,那套基础信息仍然有用。

乡村在振兴,农村社区的治理方式日益现代化。我摸索了“村干部为民解忧服务到底、村民小组长驻守一线负责到底、骨干党员引领示范包干到底”的为民服务工作法,参与制定了“程序、责任、制度、考核”四张清单推进基层民主,但这些还不够,今后我想做、我能做的事情仍有很多。

社区来了很多年轻人

上世纪九十年代,上海产业结构大调整,1996年我从上海市第二十一棉纺厂转岗到了杏梅园居民区,工作到如今,我是大家常说的“黄菊干部”。我喜欢做人的工作,虽然一开始也以为居委干部只是忙些家长里短、婆婆妈妈的事,但真正融入社区后,发现这里大有学问,“串百家门,知百家情,暖百家心,解百家愁”不是耍耍嘴皮子那么简单,它需要扎实的工作方法和人生经验。

十八大以后,“社会管理”变为“社会治理”,对我们基层工作者的要求也提高了,我们要学会用好基层治理架构中的多方力量,要有制度、有体系地开展社区工作,还要做好队伍建设工作。现在越来越多“80后”“90后”来社区工作,他们活力满满的样子真让人高兴,“一号课题”给他们创造了非常好的工作条件,不管个人待遇、工作环境还是社会认同度都比过去强很多,我乐于做好“传、帮、带”,帮他们进入角色并成长为新一代“小巷总理”。

社区工作内核是服务居民

我出生、成家、工作都在长宁区,要说上海社区的变化,看我待过的地方就知道了。我出生在虹桥路上的姚村,马路对过是上海县,一路之隔,我是上海人,很多小伙伴却是农村人,直到后来对面地区划归长宁区,虹桥路终于不再是“城乡分界线”。成家后我搬到天山地区,那儿都是当年特别风光的工人新村,我们在繁华的“天山一条街”度过了很多快乐时光,现在那条街早已升级成为更加热闹、更加时髦的现代商圈。

我工作了近30年的虹储居民区是早年国营单位的联建公租房,最开始小区里总是停着四部接送员工上下班的大巴士,我到居民区后头一桩事就是让大巴开走。我们召集小区在职党员开了很多协调会,后来借用伊犁路上原上海园林学校场地作为夜间停车点,说起来也算是“潮汐停车”。

几十年间上海城市、上海社区和我们的社区工作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,但社区工作者服务居民的工作内核始终没变。

“救火”经历教会我什么

到居民区工作前,我是国企中层干部。2010年我到静安区应聘,十多名干部组成的面试官团队问我,是否了解社区工作,我老实回答:真的不太了解。

面试官说,这份工作比较辛苦,周末经常没得休息,总会遇到各种突发和意外情况,比如居民区着火。当下我心里觉得有点搞笑,那么夸张吗?结果刚到居委会上任就遇到好几把火。

我到新福康里工作的第一年春节,吃年夜饭的晚上接到居委干部电话:“书记,39号楼着火了。”我急得油门一踩直接开到小区,完全忘了老公孩子还在车后座。确认没有人员伤亡,一颗心才放下来。此时,消防员打电话找业主,还在外面吃年夜饭的业主气不打一处来,“你家才着火呢!”——“救火队员”的经历是我进入社区的“入门课”,社区工作就是这样千头万绪,一座城市、一个社区的安稳运转,需要大量专业、专注且心怀热情的基层工作者。

社区为民服务全天候在线

我们小区是个大型的人口导入社区,小区体量很大,有3355户居民、211家商户;居民多是青年白领、“新上海人”,有本科以上学历的占70%,博士比例高达10%。很多人生活在这里,工作在张江,每天往返于城市两头,他们管自己叫“两江总督”——上海的年轻活力和奋斗精神,在这里感受最深。

我们不少居民的作息是“996”,非常辛苦。相应的,我们的工作作息也要配合他们,入户拜访放在晚上和周末,社区活动召集要善用微信群等工具。年轻居民心防很重,工作压力大,人也容易疲劳,跟他们沟通交流要有技巧,要用他们习惯的方式和语言。我的工作时间不如“996”规律,只要居民需要,社区服务24小时在线。

“一号课题”之后,社区工作变得更加人性化,薪资待遇提升、晋升渠道打通,大家感受到付出与收获是成正比的,年轻人能静下心来工作。另一方面如今的社区岗位要求基层工作者有职业素养和专业技术,这点我们都要不断“进修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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